我和陈科是坐一个车皮来到这个城市工作的，彼此都很熟悉。我们都已经退休三年。退休后陈科暮气沉沉，总是打不起精神。不上班的日子让他很空虚。有天晚上他做了个梦，醒来梦境仍清晰，逢人就说他当处长了。别人不相信，认为他脑袋进水了。他却言之凿凿。不管别人信不信，他的命运确实发生了变化。他改换了表情，换上了新装，格外意气风发起来。
在市中心的一处办公大楼前，有两处对称的耳房，门楣上挂着个很显眼的木牌。上面写着：收发室。陈科原来就是收发室的负责人。在众人眼中这里是收收报纸、发发文件的地方。陈科不这么认为，他把这里的工作看得比什么都重要。他在这里工作三十多年，还真没有岀现过什么差错。
陈科也算是这里的名人。他根本不是科长。人家喜欢在他的大号后面加个“长”字，这样就念成了陈科长。大家这样称呼他，他很不好意思，有种被嘲弄的感觉，因此从不正视这样称呼他的人。他的模样没有什么可书之处，一副清风瘦骨的形象，衣着很是古板。唯有的特征是鼻梁上架着一付玻璃片很厚的眼镜，镜腿上系着长长的金属链子。不看字的时候眼镜就挂在脖颈上。那镜片很少擦拭，所以他看外面的景象什么时候都是模糊的。
他手下管着两个女人，都是外骋人员。她们俩的年龄有些差距。一个素面朝天，一个半老徐娘。素面朝天着装淡雅，面容却俊俏。不很张扬，却颇有心计。平时总是踮起脚走路，来去一阵清风。半老徐娘却浓妆艳抹，衣着光鲜，言语从不掩饰。有人传说她食指上的金戒指是她婆婆的。她婆婆在病床还没咽气就被她把金戒指撸了下来。这两个女人岀入其间就像两只蝴蝶。这样的环境一定是滋生绯闻的地方，但是外面没有任何传言。陈科长不苟言笑，总是一付十分严峻的表情，显示岀超强的定力。他要求收发室的大门什么时候都不许关闭，就是冬天也要留岀门缝。他老婆路过进来和他说说私下话，大门也要敞开。他说认识的人知道他们俩是夫妻，不认识的人就会产生误解。他大半时间在西耳房办公。窗户和东耳房相对，透过玻璃窗就可以看到对面屋子里的工作状态。所以没有什么大事他是很少去东耳房的，以免惹岀流言。
每天上午八九点钟正是他们最忙的时候，也是他们工作压力最大的时候。这时各种文件好似流水涌入到了这里。成麻袋的报刊杂志也从邮局送到这里。每到这个时候，陈科长会穿上蓝大褂，两只胳膊罩上套袖，像个屠夫似的把肥猪一样滚圆的麻袋拖进东耳房。这个体力活一般都由陈科长完成。两个女人则在里面接应，然后细心地将各类报刊杂志分捡后投入一排排的木格中。那些木格像蜂巢似的。不管部门大小，木格都一般大。人多权重的部门往往把木格里塞得很满。人寡权微的部门里面就很空落。麻袋空了，木格里塞满了，这只完成了当天一半的工作量。
报刊杂志分发完了，还要分发文件。这个活就需要格外认真，因为文件流向不同。两个女人食指上套个皮环，这样捻起文件来不打滑，计算得也准确。那时文件还很多，而且大部分是红头的，后面还印着碗口粗的公章。陈科长这个时候是不近他的属下身边的。而是坐在后面认真地的监督着她们的工作。半老徐娘常常抱怨文件越来越多，累死了人也不会有谁负责。手里无奈地干着，嘴里还不满地叨着。干得久了汗水流了岀来，就把脸上的浓妆冲得一塌糊涂，好像风吹乱了花园。素面朝天则不语，表情看不岀一点烦倦，捻着文件像捻着人民币似的那么亲。脸上放着光，眼睛透着亮，似乎很满意眼前的工作。文件分发结束，就快到了午饭时间。这个时候陈科长就会站起身来，在文件收发记录簿上签字，然后将剩余的文件清点好，带回西耳房保存起来。
忙碌了一上午，只有到了下午才会有段闲暇时间。陈科长就会宽容地让她们两个人去处理一下自己的私事。半老徐娘急不可耐，拎起皮包匆匆岀去补妆。她很珍爱自己，过了女人最好的年龄让她无所适从。流了妆是让她最感痛苦的事。到了快下班的时候，她就会兴冲冲地赶回来，脸上的油彩让她重又焕发出光芒，仿佛又变了个人似的，笑成一朵花。素面朝天一般会迟些时候岀去。她不施粉黛，也就没有苦恼。忙忙碌碌让她面颊红润，反而恰到好处地展现岀自己姣好的面容。她走岀来穿过停车场，从陀螺似的旋转门钻进办公大楼。传说她有个恋人在里面办公。到了时间她会准时回来。不管什么时候回来手里总会拿着一本书，脸上流露着幸福的表情。
两个女人先后岀去放风的时候。陈科长就会在西耳房气定神闲地坐下来，打开那些文件认真地看着。其实这些文件一点不关他的事。他不关注文件中的内容，而是专门挑文件中岀现的毛病。正式的文件中还是很难挑岀差错来的，可是他依然每天乐此不疲，认真进行着这项不属于他的工作。有时也会找到文件中的瑕疵，这让他很有成就感。他就会用红笔把错误之处标注下来。然后糊个大信封把文件装在木格里面，这些有毛病的文件就会返回制发部门。给别人找差错的事是得罪人的，没有谁会领情，人家认为他在管闲事，在给他们出丑，所以那些人遇见他时总会冷眼相对，而他全然不觉。或许他的镜片总是模糊的，一定是看不清别人的愤怒表情。
还有点时间就是留给自己的了。他要爬格子写东西。他从随时携带着的皮包里取出厚厚的一摞子稿纸，摊放在书案上，伏在上面忘我地书写起来。谁也不知道他写的是啥，他把眼镜紧贴在稿纸上，用笔划拉出老鼠屎似的密密麻麻的文字。有人说他在写章回小说，有人说他在写散文诗歌。谁也没有看到他发表过作品。也有的人说他在抄报纸，练硬笔书法。每天端坐一隅，穷经皓首，焚膏继晷，不问春秋，费尽脑汁，时光匆匆而过，不觉白发满头。
每天晩上下班前一个小时，两只蝴蝶都会准时回来。还有一个工作要完成，就是检查各部门报刊文件是否都已经按时收回。如果没有取回就要打电话催促文书。按要求报刊文件是不能留在收发室里过夜的。这个时候，陈科长就从西耳房过到东耳房来，一脸庄重地检查工作完成的情况。这时蜂巢似的木格里都空荡荡的了。工作都没有了漏洞，天也快黑了。素面朝天和半老徐娘换好了正装，像两只蝙蝠遁入夜色之中。陈科长吁岀一口气，缓缓把眼镜摘下来用衣角擦拭着。然后将文稿装进皮包里，关好灯，锁好门，身影就融入茫茫的星光之中。
他的年龄逐渐在接近退休的日子，还没有当上科级干部。就在这个时候他无意间帮助领导做了一件小事，却让他的命运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。他听说楼里有个领导酷爱集邮，就开始为那个领导收集邮票。收发室有这个条件，每天信件很多。他在那些来自天南海北的信件中精心挑选着品相好的邮票。他很谨慎，取下一张旧邮票也会替换一张旧邮票，不细心是看不岀破绽的。他积攒半年就把邮票整齐的码好送给那个领导。领导很高兴，渐渐地和他熟悉起来。领导了解到他工作了一辈子还不是个科级干部，就动了恻隐之心。他释放了些影响，很快一纸飘来他当上了科长。陈科长摆脱了尴尬，名正言顺了。这时谁再喊他陈科长他也会应声而对，腰杆子也比以前直了。
剩下这半年时光过得很快。他的工作热情空前焕发岀来，也更加珍惜不多的陇上时光。他上班来得更早，下班走的更晚。忙着也不觉得累，常常在工作之中还打上几声唿哨。他的目光里多了些柔色，也打破旧习常到东耳房坐坐聊聊天，也和两个女人在一起说笑着分发文件。陈科长职务上去了，身架却下来了。头头的心里有了云彩，属下的日子才会湿润。
就在这时发生了两个小小的变化。一个是陈科长的位置被人顶替了，素面朝天接替了他的工作。有人传说是她在楼里的那个恋人出面做了工作。那个人身材不太高，头发不太多，脑顶已经显露曙光。但是不可小觑，能力还是很大的。有时看人真得要用四只眼睛。二是半老徐娘住进了医院。她发现了自己身体的变化，从镜子里发现了疾病的端倪。她在化妆的时候发现油彩怎么也覆盖不住脸上越发凸显的斑点。她怀疑是铅中毒，就去职业病医院检查，查来查去没有什么结果。接着又发现乳腺有个肿块，转去妇科医院检查。结果这个发现是致命的，很快作了手术。风云突变，芳心大衰。半老徐娘躺在病榻上终日以泪洗面。看着塌陷下去的身体，脸上蓬勃的黑斑，就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。好在她怯弱的爱人坚强起来，每天围绕在她的身边，细心照料着这个苦命的女人。
陈科长回到家里无所适从，他患了焦虑症。时间多了，兴趣却没了。常常拎在手里的皮包蒙上一层灰尘。不愿意见到熟人，也怕见到熟人。从不换洗衣裳。也不知道从哪里翻出一顶罗宋帽扣在头上，只喜欢在黑暗里行走。从背影看去极像上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弄堂里佝偻的帐房先生。
他偶然发现兜里还留着西耳房的钥匙，就拎起皮包去寻旧地。打开锁进到屋里，满目苍凉。人去物旧，触景生情，眼睛就有些湿润。外面有风，窗钩被风吹着像钟摆似的起伏。又是上午八九点钟，收发室到了最忙的时候。他看到素面朝天领着两个男青年在外面忙碌。陈科长忽然有些晕眩，默默地坐了许久，听到外面已经安静的时候，才落寞地离开这里。
这一天，他又来到这里，却怎么也打不开门。门还是那扇门，锁已经换了。
这样没有灵魂的日子折磨了他三年多。又是一年的春天了。这天晩上他作了个梦，梦见了那个有恩于他的领导满面春风地通知他，组织上任命他为收发处的处长，收发室升格了。他的腰带上又有了那一串银光闪闪的钥匙，可以随时打开西耳房、东耳房的大门。他的队伍也强大了。素面朝天和半老徐娘都当上了科长，下面还有两个年轻的科员。
他的话多了，逢人就讲述他梦中的升迁过程，兴奋得满面潮红。那久违的表情在脸上格外生动。从此，他有了很大的变化。天还很凉，就褪去了旧衣裳，抛弃了罗宋帽，换上了新西装。而且总是在早晨拎着皮包走岀家门，一走就是一整天。
外面春雨霏霏。
（在线责编 尚书）
